1980年，党中央以公开信的形式提倡“一对夫妇只能生育一个孩子”；1982年9月计划生育被定为基本国策，12月写入宪法；2016年1月，放开二胎政策全面实施。从上世纪70年代的计划生育政策酝酿阶段算起，我国已经实行了近40年的独生子女政策。

40年差不多就是两代人，如果计划生育政策彻底实施到位，那么人口差不多就会缩减四分之三，第一代100对夫妇共200人，会变成第二代的100人，第三代的50人。这种趋势是可怕的。

还好，少数民族享受计划生育优惠政策，此外体制外的人，特别是边远地区的农民，以及改革开放后第一批高净值人士，冒着风险多生了一些，甚至有的体制内的人就算被革公职，还是多生了一些。

当然这不是说计划生育工作做得不到位，这条战线的工作是很到位的，有几百万人奋斗在一线，从后来的人口普查结果就知道他们的工作成果，从各个时代的标语中也可以看出他们的努力和智慧——“一人超生，全村结扎”“计划生育好，政府帮养老”“该流不流，扒房牵牛”“少生优生，为国立功”“朋友，你实行了计划生育吗？”

有的西方政客咄咄逼人地指责中国搞计划生育是侵犯人权，然而当被问及中国人口有多少、可耕地有多少时，他们一脸茫然。

控制人口是迫不得已的事情，如果养得活，谁不希望自己国家的人口多一些。新中国成立不久，第一代领导人就意识到粮食的压力，考虑是否控制人口。大跃进初期，领导人以为看到了希望，认为不必控制人口了；后来发现，情况并不像表面看起来的那样，还是必须控制人口。

这种想法也是很自然的。过去几千年，人类的人口和产出一直在很低的水平徘徊，有一个天花板，到达最高限后，饥荒、战争、瘟疫就使得人口急剧下降，下降三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二。

个别时期地区更吓人，明末农民军领袖张献忠屠川之后的四川，有一个县，只剩下900人，一年间又被老虎吃掉了一大半。到达最低谷后，人口又开始爬升，慢慢到达天花板后又急剧下降。就这样周而复始，循环了几千年。

一直到科学革命之后，特别是近两三百年，人类的人口才大大增加，产出也大大增加，而且是指数级的增加，使得之前几千年人口的那条线像是躺平在地面的直线，中间的波动肉眼都看不清。

进步论是在科学革命之后才出现的，之前人类基本“躺平”，觉得人生就是这样了，社会就是这样了，一切都不会变了，就是变也只会变坏。所以他们都倾向于尚古，认为古远的东西才是最好的。中国也是这样，士大夫几千年的努力就是要回到有礼的周朝，所谓克己复礼。

直到科技革命之后，人类才发现，原来社会是可以进步的，而且好像可以不断进步。随着人类的知识、生产力与日剧增，可以利用的能源越来越多。每次当人类觉得能源不够时，就会出现新的技术，可以让人类利用新的能源。

有人认为，只要人类的知识、生产力增长得足够快，能源危机是永远不可能出现的。人类目前利用的能源，相对于太阳给予地球的能量，是沧海一粟。人类一年使用的能源只是太阳照射地球一个半小时的能量而已。

粮食更不在话下。自然的、技术的原因导致的饥饿早已不存在了，现在一些非洲国家的饥荒完全是政治因素导致的。如果政治允许，美国一个国家可以种足够的粮食养活全非洲。美国的农业占GDP的2%，他们的农民在政治上有很大的影响力，因为政客需要请求他们少种粮食，免得供应过剩导致一系列问题。

不管怎么样，我们建国初期以及后来的几十年，粮食短缺一直是一个问题。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前一阵刚去世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袁老倍受老百姓景仰，简直是救命菩萨。

总之当年计划生育政策无可厚非，也许我们现在希望这个政策当年执行的时候，不要执行得那么到位，力度不要那么强，那么现在的人口压力就会小一些。不过，也不用担心，同样的执行力也会出现在三胎政策上。

只是有一点，鼓励生比禁止生难多了。禁止生，比较简单，让他们吃药、用避孕套、戴环结扎……。但是怎么让大家生呢？似乎不可能搞“该生不生，牵牛扒房”，因为首先很难鉴定“该生”这个概念。

现在很多人不孕不育，就是想生也生不了，各大医院生殖中心相当忙碌。不是不愿意支持国家建设，就是生不出来，怎么办？这不是道德问题，是技术问题，用组织的方法也解决不了。

要么让育龄青年全部到生殖中心去做检查，一切“正常”的贴上“该生”的标签，然而生殖中心对于是否“正常”也很难判断，有的夫妇被认为一切正常，但是就是怀不上，这个事情太复杂，有很多不可量化、不可控制的因素。

万一被贴了“正常”的人经过多年努力还是怀不上，怎么办？当然他们可以做试管婴儿、代孕，但是这些服务的价格不菲，是不是可以给他们补贴？

当年超生罚款倒是收上去了相当巨大的一笔钱，光张艺谋一个人就交了748万人民币，不过计划生育团队这么多人，做这么多工作，费用应该也是蛮大的。

想来想去，鼓励三胎的政策要切实执行，关键是得让大家自愿生。要让大家自愿生，得让大家既有生的意愿，又有生的能力。

生的意愿，理论上是基因自带的。对于基因来讲，人生的意义就是生，繁殖后代，拷贝基因。人类的设计寿命就是下一代的下一代可以独立生存，原始社会人类的平均寿命差不多就是这个设计寿命，35岁左右。后来社会发展了，平均寿命提高了。不多，就算是现在，大多数人的有效生命时间还是基本上都消耗在安身立命、养育后代上。

除了基因的因素外，生育后代的意愿还取决于物质的考虑，主要是养老。在金融发展之前，养老最有效的工具就是子女，现在的金融学家还是会说，子女是最好的金融产品，能最好地实现财富在时间维度的转移。古代，金融不发达，养老只能靠养儿，所以形成了多子多福的人生智慧。现代社会当然不同了，可以养房防老，养儿防老倒变得不靠谱了，要是碰上啃老族，谁养谁还是个问题。除了房子，还有保险产品，还有很多其它金融产品，可以长期带来收益，确保老有所依。

所以，如果有足够的储蓄，进行了比较明智的投资，那么养老完全不必靠养儿。当然，如果没有储蓄，那么金融产品帮不上忙，形不成资产，养老还是得靠养儿，还是多子多福，这就是为什么当年抓得这么严，农村地区还是有超生队。

农村地区超生还有一个因素，是千年宗法社会的遗毒，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个“后”还只是指男孩，女孩不算。因为嫁出去的女儿，是泼出去的水。

除了基因、物质、道德的因素外，还有一个是精神的因素。生育后代这件事情本身让人觉得有价值，孕育一个新生命，抚养成人，教导、陪伴，自己也成长、修炼，是件很神圣、很有意义的事情。

这是决定生育意愿的四大因素。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口史表明，当一个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人们的生活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生育的意愿会下降。中国也会一样。

显然，物质方面已经没有养儿防老的必要；在国家和市场取代家庭、氏族实现社会各项功能后，社会的基本单位是个人，而不是家庭，更不是家族，传统宗法观念已经很难起作用；精神方面，现代社会有很多其它渠道实现精神上的需求，实现自我，不必通过养育孩子；至于基因的影响，基因对现代人的左右力似乎越来越弱了，基因玩弄人的时代过去了，有时倒是被人玩弄。

所以现在的人，生育的意愿不像以前那么强了，不少人不愿意生育，丁克家庭很多，有的连结婚都不愿意结，结婚率和生育率都在连连下降。佛系青年成批躺平。

当然，低收入的人群，他们的生育意愿还是挺强的，正如前言，养老需求、宗法观念还是继续存在，所以生育意愿继续存在。他们生得多，还有一个概率上的考量。由于条件限制，他们抚养孩子的方式是粗放经营，平安长大也很少有出息，所以只得多养一些，搏个概率。

社会顶端的高收入人群，他们的生育意愿也一直挺强的，家大业大，没有人继承太可惜了。而且，没有一定的人口基数，很难挑选出色的下一代掌门人。

新中国的第一代企业家就碰到了继承人的大问题，早年受计划生育政策影响，只有一个儿子，或者一个女儿，后来忙着创业，没有时间、精力考虑子女多少的问题，等到想退休的时候，发现就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又不愿意或者没有能力继承家业，如之奈何。

据说高盛家族有个家规，要获得继承权，必须先生满五个儿子。这很有道理，到第三代的时候就至少有25个候选人，去掉没有意愿的、没有能力的，总有一个能继承家业。到第四代的时候，选择的范围更大了，有125个，出个优秀继承人的概率更大了。

我们现在常常看到所谓中国最富有的家族评选榜单，实际上很多都名不符实，就一两个孩子怎么称得上家族呢？好在，他们早已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对儿媳妇、女儿提出了相当高的生育要求，每养一个孩子都有重奖，家族企业的股权、别墅、豪车、珠宝，等等。

有一个极端的故事，一个企业家在美国代孕了12个孩子，请了12个保姆，一人带一个乘坐航班带回来养。三胎政策在这个人群中不愁落实不了。

真正不愿意养三胎的是中间这层，他们连二胎也不愿意养，更别说三胎了。有的连一胎都不养。所以说，关键是怎么让中产阶级生二胎、三胎。至于社会的一头一尾，不用政府操心，他们自己会生的。

中产阶层是社会稳定的基石；能否形成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结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否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实现高品质民主的前提条件。不过，西方发达国家现在碰到一个问题，当它们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相当一大部分中产阶级重新降回了低收入群体，“橄榄型”结构又回到了原来的“金字塔型”结构。

这个过程也是不可避免的。生物学决定，人类的才能只集中在少数人那儿。农耕社会比较简单，有才能的人也发挥不了太大的作用，再加上统治者刻意设计制度，让每个人、每个家庭的力量都差不多、都很弱，以便统治，所以这些人的才能更发挥不出来。工业社会比农业社会好一些，这些人的才能稍稍发挥出来一点。

到了现在的社会，知识经济，又是自由民主的政治，这些人的才能就比较充分地发挥出来了，交通技术、通讯技术等科技的发展更使得他们一个人可以服务整个国家、甚至整个世界，赚整个国家、整个世界的钱，富可敌国。

才能相对平庸的竞争对手根本赚不到钱了。社会两极分化加速，不仅退回到金字塔型结构，甚至有变成艾菲尔铁塔的趋势。

怎样的家庭算中产阶级家庭呢？很难定义，米尔斯1951年出版的《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是西方论述“中产阶级”的经典著作，虽然是70年前出版的，对于分析中国现在的社会结构还是有一定帮助。中国近年的《新中产白皮书》等社会调研报告，也可以看看，大概有个概念。

有些白领甚至金领同学很谦虚，认为自己算不上是中产阶层。不过考虑到中国还有好几亿农民，但凡在一二三四五线城市里有比较体面工作的人群都应该算是中产了。某种意义上讲，中国是一个明显的城乡二元社会。据说这两年会推进户籍制度的改革，那将是社会的一大进步。

中产除了没有生育的意愿，还缺乏生育的能力，后者可能人数更多。当生育在物质、精神、道德等方面的“利益”消失，而“成本”又奇高无比、无法承受时，当然谁也不愿意生了。

第七次人口普查，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如果刨去农民、高收入人群、少数民族的“超生”，中产的生育率就更低得可怕了。生育率全世界最低，生育成本全世界最高。

如何降低生育的成本呢？梁建章先生已经讲得很全面了，住房支持、税收支持、托育服务、生育休假、教育减负。

此外，笔者建议，单身妈妈生孩子应该享受与非单身妈妈一样的待遇，她们的孩子也应该享受与非单身妈妈的孩子一样的待遇，比如报户口、上学等等。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中，非婚生子和婚生子就享受同样的遗产继承权。孩子是孩子，婚姻是婚姻，现在社会要的是孩子，有没有结婚有什么关系呢？只要单身妈妈养得活这个孩子，这个孩子对社会来讲还不是一样的孩子嘛。

估计以后愿意生育孩子、但不愿意结婚的女生会越来越多，男生也越来越多，这群人我们不要拒之门外。

还有生殖辅助产业，要鼓励支持，人工受精、代孕对提高生育率十分重要。毕竟只靠85后、90后自然生养，压力还是蛮大的，85前甚至70后如果愿意贡献一份力量，我们也应该欢迎。

唐宋的法律规定，如果妻子无后，不能马上休掉，必须等到她50岁之后才能休。这和妇女的平均绝经时间差不多，可见古人的智慧。1971年之后的妇女现在都不到50岁，可以努力一下的。现在的营养条件、医疗条件比古代好得多，希望还是蛮大的。

还有取消重婚罪等极端措施，万不得已，不要实行，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得不偿失。

目前看来，住房支持无疑是鼓励中产阶级生育的最关键举措，之前梁建章老师提出过每生一个孩子奖励100万元人民币，然而100万在一线城市根本解决不了住房问题。

他这次提出，在高房价地区，一孩房价九折，二孩七折，三孩五折。这是个非常实际的好建议。

或许可以再加个限制，财富超过一定数额的家庭（两代一起算）不享受此优惠。反正，高净值家庭本来就要多生的，也不缺钱，就不必在他们身上浪费钱了。

此外，要降低房价。降低房价最根本、最有效、副作用最小的方法就是增加供应。香港所谓弹丸之地，其实还有很多土地没有开发。上海更有大量土地可以开发，特别是浦东。能用市场机制解决的问题，尽量不要用行政手段去解决，因为后者会扭曲激励机制，导致资源错配，降低效率，影响社会总福利。

自上而下出台各种行政规定不允许房价上涨，但同时，住房供应量不增加，刚需又不下来，房价怎么可能下得来。因为供应量迟迟不增加，社会只好降低需求，降低需求就变成不生娃。不生娃，人口又急剧萎缩，政府又心急如焚。

土地财政和娃，好比熊掌与鱼，不可兼得。不要因为现在的收入杀鸡取卵，牺牲将来的收入。是时候做出选择了。

除了住房，另一个重大挑战是教育，教育内卷让政府忧心如焚，频频出手打击校外培训机构。在6月1日儿童节这一天，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宣布对新东方、学而思和精锐教育等13家校外培训机构进行了重点检查，分别予以顶格罚款，共计3150万元。

此前有小道消息称，北京市海淀区教委即将出台“双减”政策，知情人士透露，随着新政出台，校外培训机构将面临假期不得上课，学科类和素质类教育培训机构不得上市，教育培训机构不得做任何广告。这些公司股价应声大跌。后来又辟谣，股价又大涨。

“不得上市”“不得做广告”，这两项比较好执行，也应该执行。某种意义上讲，教育和医疗是相似的行业，在很多国家，医疗企业是不允许做广告的，至少某些产品和服务是不允许做广告的，毕竟这不是普通的产品和服务。教育产品和服务更不是普通的产品和服务了。所以不允许做广告很合理。这样也就意味着企业只有靠口碑才能扩大影响力，有利于真正优秀的企业胜出，避免某些人靠资本的力量劣币驱良币。

但是，“假期不得上课”这一项似乎很难执行，窃以为也不应该执行。如果不允许新东方等校外培训机构假期上课，真正有钱的家庭还是会高价聘请私人教师上门辅导，是不是还要规定家庭教师不允许上课呢？可是如何鉴定是家庭教师呢？家长可以说他是我家的远房表叔，来帮忙的。或者有的家庭母亲或父亲是全职妈妈、全职爸爸，文化程度也比较高，自己辅导孩子，这个允不允许呢？

如果这些都允许、就不允许新东方这些机构假期上课的话，那么最后真正吃亏的还是中产阶层。他们要么得付更多的钱请“家庭教师”，要么放弃假期培训。

本来，新东方等机构的存在使得课外教育更平民化，它们组织家庭教师，安排课程，使得课外教育这个事情标准化、批量化、流程化、工业化，进而降低了成本，使得中产阶层也可以负担得起。他们的孩子于是得到了和高净值人士的孩子同样的教育机会。

好比以前的私塾，族中推举贤人当私塾老师，族中富有的家庭支付老师的费用，提供上课场所，族中所有的孩子都可以进私塾读书。因此，寒门弟子可以得到和豪门子弟差不多的教育机会，所以能够“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也正是这种较高的社会流动性大大提高了各朝代的稳定性。如果没有科举制度、乡族私塾，估计这些朝代不会持续这么久。

某种意义上，现在的学校、校外培训机构就是把“私塾”扩大到了整个社会的层面，特别是校外培训机构，全国招生，付了学费，贫富贵贱，一视同仁。这是寒门弟子最公平的教育机会。

如果假期不允许他们上课，而富家子弟可以通过请家庭教师、父母辅导继续上课，那么对寒门弟子不是更不利了吗？因为最后升学考试还是一样要考的。

打个不恰当的比方，新东方好比肯德基、优衣库、耐克，或者西贝、海底捞、安踏。有人说肯德基是普通老百姓能够吃到的安全性最高的鸡了，优衣库是普通老百姓能够买得起的质量最高的衣服了，耐克是普通老百姓能够买得起的质量最高的鞋子了。同理，新东方是普通老百姓能够付得起的质量最高的课外培训了。如果不允许肯德基、优衣库、耐克营业，富人的生活不会有任何改变，而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会大打折扣，他们的生活成本会大大增加。

真正要改革的是考试制度，好比真正要改革的是“科举制度”，而不是关闭“私塾”。在科学革命、地理大发现之前，培养只会做八股文、不会造舰炮、不会炼油炼钢、不会种亩产高的水稻、不会自动化织布的“人才”问题还不大，闭关锁国，玩我们自己的，但是等到西方漂洋过海来敲门的时候，问题就严重了。

教育最重要的是培养人的创新能力，这是国富民强、社会不断进步的终极动力。我们的应试教育制度的确要改革，但这又是另一项任务了，一项很艰巨的任务。但也只有当教育实现了从培训学生应试到培养学生创新的转变，我们才能真正“保持我国人力资源禀赋优势”。

境外医疗旅游，是坑还是商机？

编者的话：最近，国内舆论焦点对准医疗领域，很多人看好境外的医疗旅游市场。德国《世界报》称，全球医疗旅游行业价值约合4000亿欧元，未来十年内市场可能继续以每年25%的幅度增长。《环球时报》驻各国记者实地探访了热门国家的医疗旅游，发现尽管这一市场前景普遍被看好，但海外医疗能火多久仍是未知数，如要投资，需做好各方评估。

美国：中介催生医疗旅游热

本报驻美国特派记者 李晓宏

“美国每年接待约20万国际转诊患者，创造三四十亿美元的收入。以前欧洲来美就医者多，近3年中国客户增长迅速。”美国天机医学咨询中心执行总裁杨雷说，该中心就是瞄准这个趋势，3年前在纽约成立的。

杨雷介绍，中国患者赴美就医主要看两类疾病，一是癌症，二是不孕不育。前者多去美国东北部的麻省总医院、西北明尼苏达州的梅奥诊所、南部德州的MD安德森癌症中心，不孕不育患者青睐加州和纽约等地医院。

如今，美国在全球最先进的第三代试管婴儿技术及辅助生殖质控标准，每年吸引中国数万人赴美就医。在康涅狄格州新英格兰生育治疗诊所，北京一对高龄夫妇慕名美国第三代试管婴儿技术和基因检测技术，来做试管婴儿。当受精卵在暖房恒温仪器中培养了5天时，医生从处于囊胚期的胚胎滋养层中提取一两个细胞，进行基因疾病和染色体异常的筛查及人工干预，拿掉、修补缺陷基因后，将胚胎植入子宫。最终，让他们生育了一个健康宝宝。

“赴美医疗确实帮到一些患者。”美国先行国际医疗公司联合创始人朱晓伟说，美国一些先进的治疗方法和药品器械进入中国需要一段时间。有些中国患者肿瘤复发，在国内已无法医治，来美国接受癌症免疫治疗，病情得到稳定。也有肺癌晚期患者，到美国采用靶向疗法，延续生命。美国癌症5年生存率较高，总体达到66%，远高于中国31%的水平，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康复期的治疗。因此，有些患者手术后，继续在美进行康复治疗。美国有专门的医疗签证，中介提供一站式服务。

“10年前，全球著名的德州MD安德森癌症中心一年有十几个中国患者，现在增加到几百个。”朱晓伟认为，这还与中介机构转诊网络铺得越来越大、宣传越来越多等有关。朱晓伟说，当前赴美医疗走的是高端路线，一些中介收费12万元人民币起价，增加接机、陪同患者第一次门诊等服务，增至15万元人民币。如果全程陪同，高达80万元人民币。而且美国的治疗费昂贵，至少是中国的两倍。

需求带来市场潜力。业内预测，随着中国中高收入人群不断增长，赴美医疗服务市场将保持高速增长。目前，该市场的中介有三类，一是中国在线医疗旅游平台，二是纽约天机医学咨询中心等美国当地服务公司，三是中美合资的美国诊所。

第一类的优势，在于十余年市场摸索积累的中国客源。第二类本土中介，人脉广，有条件获取美国优质医生医院资源。第三类结合了前两者的优势，如纽约GFG格莱宝美孕生殖中心。该中心的中方投资者慈铭体检集团，在为中国女性客户提供体检服务过程中，易发现有特殊生育需求患者。

面对商机，有人想投资朱晓伟，合作美国转诊生意，被他婉拒。“病人是一个国家的医疗资源，转诊国外不宜做得过大，有限转诊即可。”朱晓伟认为，“关键是把国外前沿技术、优秀医学人才转回国内”。

印度：医院参差不齐，风险不容小觑

本报记者 白云怡

联合国最近一份有关服务业的报告显示，印度正成为全球最受青睐的医疗旅游目的地之一，每年数以十万计的海外病人蜂拥来到印度。

中国商人在印度开办医疗旅游公司或经营医疗旅游业务前景如何？在印度海得拉巴制药中心工作多年的邹岚认为，这一行业非常“有发展”“有钱途”，因为患者可以在印度以相对低廉的价格接受更高质量的医疗服务。

“以丙肝这种疾病为例，在中国，一名患者要治愈丙肝需要花费4万元以上人民币，但在印度大概只需要8000元就可以。而仅丙肝患者中国就有超过1000万，这个市场有多大可以想象。”这名熟悉印度医药行业的专业人士对《环球时报》记者介绍说，“有时候患者甚至不需要前往印度，只要通过公司将资料发往印度医生那里即可进行远程治疗，所以成本很低”。

据印度工业联合会的一份报告称，印度的医疗服务收费水平一般是欧美国家的1/10。美国肝脏移植的价格在20万美元以上，但在印度只需1.4万美元；机器人膝盖手术这项尖端技术在中东和澳大利亚地区的费用高达8万美元，而在印度只需花费1万美元。

除了价格低廉，印度医院的医疗水平也相当不错。印度各大医院的医生，大部分从欧美国家的医学院取得博士学位后归国工作。

不过，邹岚提醒称，在经营医疗旅游时，从业者需要对医院和医生的选择极为谨慎，因为印度的各类医院水平参差不齐。“一般来说，印度的私立医院质量会更好。中国经营者切不可贪便宜而选择不靠谱的印度医院当做合作伙伴，不仅易引发医疗纠纷，更难进行国际诉讼”。

这一产业的风险也不可小觑。“最大的不确定因素在于医疗和政策带来的双重风险”，在印度工作生活多年的海外医疗服务公司“康安途”创始人杨晨对《环球时报》表示，目前对印度药物有强烈需求的中国患者主要是一些肿瘤和肝炎患者，他们经常带有一些天然的并发症，会为整个医疗过程带来更多复杂因素。从政策上来说，中国正在对医疗环境进行深入改革，与海外的差距势必越来越小，海外医疗的红利期还有多长并不确定。“由于医疗旅游是新兴行业，有关这类公司的资质要求、牌照颁发等相关规定都不健全，这些对投资者来说都是风险因素”。

在杨晨看来，印度医疗旅游行业天花板十分明显，因为国人需要的只是印度药品，况且这一行业内部竞争已很激烈。“相对赴印医疗旅游，在印经营医疗电商或许是更好的选择”。

泰国：泰式服务是主要卖点

本报驻泰国特派记者 张志文

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普华永道今年发布的一份医疗旅游调查报告显示，根据2016年统计，泰国是全球接待医疗游客最多的目的地，人数达到229万人次。《环球时报》记者日前探访了泰国一家知名国际医院，了解泰国医疗旅游的优势所在及服务标准。

位于曼谷市区的康民国际医院，成立于1980年，是很多国家患者赴泰医疗旅游的选择之一。据介绍，去年这家医院共接待了来自190个国家的110万名患者。记者看到，这家医院内部装修高雅大方，就诊环境与普通医院很不一样，有种置身酒店的感觉。

康民国际医院国际事业发展部负责人塔尼·曼尼努对记者说，国际患者到达医院后，一般会有翻译陪同填写注册信息及就诊，“为了方便医患沟通，我们有超过30位各国医生负责患者与泰国医生之间的交流翻译”。同时，这家医院还在中国等国家设立联络处，国外患者可以通过联络处提前将病历等资料交由泰国医生会诊，随后反馈诊疗方案和费用。联络处还可以代办赴泰手续和酒店交通等服务，“可以一条龙地解决患者的需要”。

根据国际卫生保健研究中心的一项统计，泰国医疗游客数量正在以年均12%的速度增长。毕马威（泰国）医疗部门负责人塔纳特认为，多数泰国私立医院已经获得JCI国际联合委员会认证，并拥有高技术的医生团队，能够为中东和中南半岛国家患者提供高质量服务。塔尼也说，泰国私立医院拥有世界前沿医疗技术，悉心的泰式服务也是很多国际患者选择来这里就诊的主要原因之一。

北京华新康民健康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康丽娜对记者表示，辅助生殖、抗衰老治疗和健康体检是目前中国患者选择来泰就医的主要目的，相对国内优质医疗资源紧张的情况，在泰国可以较为方便地预约专家。

德国瑞士医疗高端，价格也美丽

本报驻德国特约记者 青木

说起医疗旅游，许多人会想到电影《茜茜公主》里的场景：这位巴伐利亚公主得了严重肺病后，放下一切，到处游山玩水，心情大好，病也奇迹般好了。这该是医疗旅游最著名的案例之一。如今，德国被称为全球最受欢迎的医疗旅游目的地之一。

德国经济研究所7月的一份报告表示，去年，到德国医疗旅游的外国人已经达到近30万，给德国带来18亿欧元收入。这些人大多来自欧洲、美国、俄罗斯、海湾国家和中国。

“德国医疗旅游主要有三种。”德国慕尼黑大学旅游经济学者普拉西尔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一是健康旅游，《环球时报》记者曾参加过德国一家旅游机构的健康旅游，内容包括到阿尔卑斯山区，住在有机酒店，参加远足、健身等体育活动，还有健康膳食制定；二是疗养旅游，德国有300多个高级疗养温泉与疗养胜地，尤其适合病后康复者；三是住院旅游。这种主要集中在法兰克福、柏林、慕尼黑等大城市，那里有德国最著名的医疗机构，病人可以进行心脏手术、骨科手术等。

普拉西尔表示，外国人到德国医疗旅游并不难，还可以获得专门的医疗签证。但是费用是难点。尤其是第三种，如果是癌症等较严重的病症，治疗费用至少也得大几千欧元，甚至几万欧元。

最近几年，中国投资者也盯上了德国的医疗旅游商机。记者了解到，中国投资者的活动主要有两种：一是投资保健中心和健康酒店，主要客户是中国旅游者：二是购买德国面临倒闭的医院、疗养中心等。

相对德国，瑞士主要专注高端医疗旅游。《环球时报》记者前不久到羊胎素发源地及全球著名的抗衰老胜地——蒙特勒采访，蒙特勒有十多家私立医院。这里的医院除了注射羊胎素外，还提供面部拉皮、身材重塑或再造鼻子，以及乳腺癌术后或事故后的修复手术，也有心血管、关节炎等小手术，还有专门来全面体检的。

一位来自上海的正在当地接受医疗服务的游客告诉记者，医院特别提供“一整套服务”，包括机场接送，汉语翻译，精致的法国餐饮，一对一医师问诊，蒙特勒等地旅游等。但费用也很可观，一周全包疗程（不包来回飞机票），要价一万多瑞士法郎（1瑞士法郎约合6.8元人民币），时间长些甚至高达七八万瑞士法郎。蒙特勒旅游部门主管哈里对记者表示，每年在该地区私立医院接受治疗的病人总共入住2.5万人次以上。

瑞士《新苏黎世报》称，瑞士高端旅游近年来颇受外国人欢迎。每年约有4万外国游客来瑞士治疗，消费近13亿瑞郎。但不管是德国还是瑞士的医疗旅游，也常常被体验过的病人批评。一位患有严重关节炎的俄罗斯女病人，花了6000欧元到德国一家著名诊所做关节手术，并进行一周康复治疗，但手术并不成功。而瑞士的羊胎素、抗衰老等医疗旅游服务，引发的争议也很大。（2018-07-25）